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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饶漱石这个人，以前可是大名鼎鼎，做过中共华东局的第一把手，华东军区的政委。不光这些，他还当过中央军委的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还有上海第一市委书记这些大官呢。

不过，到了1955年，他因牵涉进《高饶事件》而被踢出了党组织，之后在牢里待了十几年，最终还是在监狱里头因病离世了。

饶漱石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爬到高位的？后来又是怎么犯下大错，落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呢？他这人到底咋样，以前都做过啥贡献呢？

【罕见的工作履历】

饶漱石呢，他是来自江西临川的，他老爹饶思诚，后来做过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省长，这足以说明，饶漱石的家庭条件那可是相当可以。

1922年，年仅19岁的饶漱石成功踏入了上海大学的校门。那时候的上海大学，可是中共早期一手打造的干部培训重镇，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号——“马克思主义的摇篮”。饶漱石在那儿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涌动。

他进了学校大门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过了整整一年，他开始跟工人运动打交道，还加入了李立三、邓中夏、项英他们搞的“工友俱乐部”。再往后数一年，他就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25年那会儿，五卅运动轰轰烈烈地闹开了，饶漱石跟少奇同志一块儿，发动还参与了上海老百姓的大规模聚会，就是为了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那些恶劣行径。饶漱石在这次运动里头，因为脑子转得快，反应也灵敏，所以组织上挺看重他的。到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会儿，饶漱石也是不含糊，表现挺出色的。

1929年那会儿，少奇同志挑起了满洲省委书记的大梁，随后不久，饶漱石也被派到了东北，接过了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的担子。

1930年的时候，饶漱石不幸被捕，后来出狱，就被安排去了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专门培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英语很溜的饶漱石还跑到西欧、东欧、美国这些地儿，秘密开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他还在中文的《先锋报》和《救国时报》干过活，并且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饶漱石在巴黎上班那会儿，他和老婆陆璀迎来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取名叫陆兰沁。

说实话，像饶漱石这样能挑大梁干国际事务的同志，在那个时候的党内真是没几个。

【饶漱石和项英完全合不来】

1939年11月份，饶漱石接到任务，要从美国回到国内，他成了中共东南局的副书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和项英、曾山等同志一块儿，负责引领东南局的各种事务。

饶漱石和项英在新四军共事时，关系并不融洽。他一到那儿，就因为几个关键的事情跟项英有了很大的不同意见，那会儿，他们俩经常拌嘴，有时候这一吵起来，能“折腾上好几个小时。”

项英在新四军里那可是威信十足，党内的辈分也高，位置相当重要。他瞅着饶漱石，觉得这家伙“抗战后才从国外溜达回来，对中国这边的事儿一窍不通”。

项英这位老革命啊，可是从工人队伍里走出来的。他性格直率又热情，干起工作来带点“一言堂”的味儿。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就这么说过项英：“他要是看谁不顺眼，一封电报过去，直接就让走人……虽说那时候我也是东南局的副书记，但项英从不拿副书记那套规矩来对我。”

项英对待曾山尚且如此，那对待饶漱石就更别提了。两人有了争执，项英直接不让饶漱石参加相关会议，差点就把他们的矛盾摆到台面上来了。这事后来传到中央耳朵里，中央就让项英把皖南那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饶漱石，还提拔饶漱石做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委员。可项英呢，还是老样子，“按自己的套路出牌”。

1941年那会儿，皖南事变突然就来了。就算情况再紧急，新四军军部开会居然也没叫上饶漱石。这可把饶漱石气坏了，他二话不说，直接冲到了会场，质问大家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

大家都清楚，从党史的角度来看，项英在那皖南事变里，因为犹豫不决、处理不当，给新四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可是导致重大伤亡的关键因素之一。

1月9号那天，项英还有新四军政治部的头儿袁国平，加上副参谋长周子昆他们几个，悄悄地带着一小拨人，没打招呼就走了，抄小路离开了大队伍。叶挺知道这事儿以后，吃惊得不行，直念叨：“这新四军的老底子都快走光了，这事儿政治上我可咋跟人交代啊，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饶漱石马不停蹄地，作为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委委员，他把剩下的主要干部都召集起来开会，同时火速给中央和中原局发电报：“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我决定坚持到底。”

少奇同志作为中原局的书记，他回了电，里头说道：“你们可得使劲帮忙啊，把这危险的局面给扭转过来。”

没过多久，毛主席就代表中央拍了电报过来，说：“中央已经定下了，所有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由叶军长和饶漱石两个人来总负责。”电报里还提到：“希夷（叶挺的字是希夷）、小饶（指的就是饶漱石）他们俩的领导，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希望全党全军都能听叶军长和饶漱石的指挥，好好完成北移的任务。”

饶漱石带着队伍往外冲的时候，又被抓了起来，不过他脑子转得快，想办法又给自己解了围，逃了出去。

饶漱石给中央打的报告里头，他没说自己被逮过的事儿，而是讲自己派了个卫士，给敌方的一个连长塞了点好处，让连长帮忙买了套便装和个通行证，这才逃了出来。可真实的情况是，那会儿饶漱石确实被国军给抓过。

饶漱石被抓以后，硬说自己是个美国华侨，说他在美国干过活儿，在新四军也就待了几个月这样。他拿身上的金戒指和银元，搞定了一个国军连长，弄了个通行证，然后在那个连长的保护下，溜出了警戒区。那个连长的名字，叫叶正顺。

1953年那会儿，“高饶事件”一闹出来，警察就找上了叶正顺。经过一番细查，才明白饶漱石在皖南事变那会儿，确实被抓过，但他硬气得很，没投降，也没把同志们给卖了。

【饶漱石并非所谓的“华东战区统帅”】

皖南事变这个大事儿里，饶漱石可是出尽了风头，就是这事儿过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华中局副书记，还兼着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位子。到了1942年，少奇同志因为工作变动回了中央，饶漱石呢，就临时接手了少奇同志的活儿，做了华中局的代理书记，还有新四军的代理政委。

这两个职位的分量相当重，饶漱石既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也没有搞根据地建设的背景，他清楚自己难以担此重任，于是给中央拍了电报请求辞职。电报上是这么说的：“说到品德，我问心无愧，但说到能力，我实在难以担当，所以，盼着中央赶紧派些既有能力又有品德的干部来给我们搭把手。”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饶漱石和新四军的代理军长陈毅联手主导了新四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不过呢，饶漱石却借着职位的便利，开始对陈毅进行排挤，结果就闹出了“黄花塘事件”。

1943年6月，新四军进行整风运动时，饶漱石四处找人聊天，还把以前的事儿都翻了出来：

讲起陈毅当年在井冈山接替毛主席，做了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事儿，有人就觉得这是他反对军队政委制度的老毛病又犯了。又说陈毅爱写诗，那是封建士大夫的老一套思想，加上点小资产阶级的调调，“仗不好好打，光写些花前月下的酸诗”，哪里像个革命军队军长的样儿？还说陈毅“没病找病，小病当大病养，没病还装病。要是真有病，哪还有精力天天跟人对弈闲聊”，愣是把陈毅养病住院说成了是“躲着不干活”。

饶漱石在陈毅调回延安之后，就跟代理军长张云逸搭伙，一起负责起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说实话，到了新四军快结束的时候，饶漱石那可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头人之一。

1945年11月份，山东分局就变成了华东局，那时候饶漱石就当上了华东局的书记。因为这事儿，有的文章就说饶漱石是“华东战区统帅”，但这可不是真的。咱们那时候的军队里头，压根儿就没有“战区”这个说法，只有“军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那都是陈毅当的，饶漱石在华东军区，也就只是个军区政委罢了。

华东局、华东战区还有华东野战军，这三者可都是各有各的说法，完全不是一码事。饶漱石对华东野战军打的那些大仗，他插手的并不多，就他那点当兵的经验，要想多参与也不太可能。说到底，饶漱石的长处还是在管理行政上。

没错，饶漱石在担任华东局书记那会儿，解放战争里头也是出过力的。大伙儿都知道的那么一件事儿就是，他当时力挺粟裕，让他大着胆子直接向中央说出自己对淮海战役的想法。

在渡江战役还没打响的时候，中央那边对华东局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让小平同志当头儿，也就是第一书记，饶漱石是第二书记，陈毅呢，就是第三书记。饶漱石不光管着华东局的事儿，还额外兼任了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啊，那可是咱们国家的大宝贝，怎么接手管理，真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饶漱石为了这事儿，可没少下功夫，准备得那叫一个充分。

1952年的时候，中央做了个决定，要把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头头们调到北京来，让他们去党和国家机关挑大梁。像东北局的一把手高岗、西南局的一把手邓小平、华东局的一把手饶漱石，还有中南局的一把手邓子恢等人，都被叫到了北京，这事儿在当时被叫做“五马进京”。

饶漱石抵达北京后，接过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担子，没过多长时间，就闹出了轰动的“高饶事件”。

【多位同志评价饶漱石的个人品质】

饶漱石这家伙，在历史上确实犯下了挺严重的错误，但他也是个有过不少重要贡献的领导。到了2002年，那本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里头，是这样来给饶漱石定性的。

饶漱石这个人啊，1925年就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门，他一直以来都在暗地里头忙活，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还有咱们中国的解放、建设，都出过不少力。

说白了，饶漱石的那些历史功绩，大家可都没忘呢。

干工作时，饶漱石这人不太好打交道，这跟他心里那股子“权位观念重”脱不了干系。

艾丁跟了饶漱石好些年，他私下里管饶漱石叫“伪君子”。还有那位华东局的前秘书长魏文伯，他也提过，饶漱石这人“一是讲权威，二是搞权术”。到了1945年，七大会议一开，饶漱石被选上了中央委员。可在小组讨论那会儿，潘汉年可没给饶漱石留面子，直接说他“欺负人、玩弄权力、虚伪”，压根儿不配当中央委员。

杨尚昆同志以前和饶漱石是同事，那时候他们处得挺好，杨尚昆经常管饶漱石叫“小饶”（虽说杨尚昆实际上比饶漱石小了4岁，但这不过是朋友间的一种亲切叫法）。

可到了1946年，饶漱石因为地位高了，就不太瞧得上杨尚昆同志了。杨尚昆自己说起过，1946年年底那会儿，他见到饶漱石，连着喊了几声“小饶”，想让饶漱石搭理他，但饶漱石愣是没理。直到杨尚昆换了称呼，叫他“饶政委”，饶漱石这才应了一声。

杨尚昆看到饶漱石这样一变，心里头真是惊讶又愕然，跟吃了一惊似的。

陈毅对饶漱石有过这样的评价：“他啊，总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喜欢玩心眼儿，也很会在政治上找机会。”

陈毅对这事儿特别有感触，不光是以前那个黄花塘事件，还有另外一件往事：

1949年的时候，中央有了个新决定，就是让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来挑大梁。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提到，想让陈毅来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还吩咐华东那边好好商量商量。可饶漱石愣是把这事儿给按住了，他瞅准了陈毅的谦逊，就借着华东局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陈毅同志现在手头的事儿已经够多了，咱们是不是考虑让饶漱石同志来挑这个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担子啊？”

上面那些跟饶漱石一起搭档过的同事们，大家都觉得饶漱石在性格脾气这块儿不太行，这足以说明饶漱石身上确实有不少大问题和大毛病。

饶漱石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看重，他甚至大胆地在人前分享自己的权谋手段。他曾直截了当地说过：“要是你跟我一块儿干事儿，刚开始你可能觉得能占我点便宜，但时间一长，我肯定会让你服服帖帖的。对那些不服管教的，我就得像驯服蒙古马那样，给他们套上缰绳。”

这话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该说的，但饶漱石却大大方方、直接就说出口了，这还真是件让人吃惊的事儿。《书名号》里的内容咱先不说，就这事儿本身，就够让人诧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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